壹现场丨战争、灾害、疫病下的无国界医生 寻找他们中的中国身影

乌克兰的战火像这个和平的时代宣告，这个世界并不安宁。而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世界如此之大，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在等待着人道援助。

作为非政府人道救援组织，目前，无国界医生为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项目提供人道救援服务。在他们的4万多名工作人员中，90%是当地人，国际救援人员有4000人左右，其中还有30多位来自中国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和决心恒心，在全世界实施人道救援，帮助很多苦难的人群渡过难关，与这些救助者一起疗愈成长。

离开三甲医院她去伊拉克救治新冠重症病人

听说“无国界医生”还是在大约二十年前，那时，刘一云才刚刚考进医学院，她从一些零碎的报道中，知道了无国界医生的故事。

刘一云感觉好像在看《新闻联播》，讲述的都是距离自己很遥远的地方有一群伟大的人的故事。她觉得很敬佩这些无国界医生，他们的精神无法企及。

后来，刘一云走上了医生的工作岗位，到2017年她已经是一名主治医师，可以独立负责病人的诊疗。“我从来没想过有多伟大，我就想做一个好医生，救治更多的人，但那几年我看不到未来，有很多额外的东西要疲于应对，这不是我想要的状态。”刘一云说。

迷茫了很久之后，刘一云想起了无国界医生，她想要亲身去经历一下，过去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世界发生的事情。

刘一云的决定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在他们眼里，已经三十岁的女儿还是像个孩子一样冲动。他们觉得女儿辞职离开三甲医院，会影响到以后的工作生活。

刘一云一遍遍地给父母做工作。当接到前往伊拉克的任务时，她立刻辞职，然后登上了飞机。

2020年10月，刘一云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当时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海外正是疫情的爆发期。伊拉克除了创伤外科较好，其他医疗资源都比国内落后很多。尤其是重症医学专业，几乎为零。

“到了当地以后我发现，比想象的要好一些，战争早就结束了，伊拉克人民也过上了和平的生活。虽然没有重症医学专业，也没有ICU医生，但还有几台设备可以用。”刘一云回忆说，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甚至让她产生了一种无助感。

伊拉克的医院重症治疗设备很少，药品也短缺，而且当地政府为了疫情防控，还规定不能对重症患者进行有创呼吸支持的插管治疗。“如果在国内，这个病人是能够救活的，但在那边就不行，尽管我知道怎么治疗，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病人离开。”刘一云回忆，那一段时间她甚至开始自我否定，“我感觉自己没有帮上忙，很崩溃。”

好在当地的医生同事开导她，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同事告诉她，无国界医生来之前，这里的重症患者死亡率是100%，现在下降到80%左右，已经有病人救回来了，病人们都很感激无国界医生。

随着无国界医生项目的援助不断增加，当地的医疗条件有所改善，到2020年12月中旬，几乎每个病房都有呼吸机，药品也及时补充到位，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下降到60%。

在伊拉克救援任务的后期，赶上了圣诞节，这一天晚上团队成员刚刚换好衣服，准备小小庆祝一下，此时刘一云接到了国内朋友的电话，得知奶奶突发心脏病住院的消息。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想要马上回国又回不去。好在后来奶奶的病情很快稳定了下来。

也正是在圣诞节这一天，刘一云收获了当地患者送来的感动。一个女病人的丈夫拎着一个很大的巧克力蛋糕，送给刘一云和她的团队。刘一云听说，这家人是特意打听过自己当天上班才送来蛋糕的，就是为了当面感谢她。“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我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但他们却十分感谢我。”

在伊拉克执行任务的四个多月里，刘一云最担心的是自己被传染，因为当地医院的防护设备相当薄弱。“没有全副武装的‘大白’防护服，只有口罩、手套和一次性的反穿的罩衣，到后来连N95口罩都供不上。我们的工作经常要近距离接触病人，团队里也有同事被传染，好在我很幸运。”刘一云说，在日常工作中她特别注意防护，也时刻提醒当地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要戴好口罩。

刘一云的任务在2021年1月底结束，她本来打算能赶回国内过春节和家人团聚，没想到找不到能够回国的航班。就这样，不得已在伊拉克又滞留了两个月，期间还去了摩苏尔的项目，支援了两周。

放弃五倍高薪他去孟加拉难民营当后勤管理

“无国界医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医生。”直到现在张凯淇还是在跟身边的朋友重复这句话。

作为后勤人员，张凯淇先后去过孟加拉和塞拉利昂两个项目，维护无国界医生该项目医院的运转。“后勤人员可能没有医生那么高光，直接去治病救人，但我们负责安保会维持医院的秩序，负责车队会帮助拉病人，负责后厨会给病人做饭，负责供电供网会给医生的工作提供帮助。”

张凯淇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和生物方面。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网上听说过无国界医生。2011年无国界医生在微博上搞赠书活动，张凯淇有幸拿到了一本《无国界医生手记》，该书由无国界医生志愿工作者合著，书中以自述的方式，由多名参加无国际医生的中国人讲述亲身经历和感触。其中包括中国内地第一个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潘渊、中国内地第一位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医生屠铮等人的故事。

通过这本书，张凯淇了解到了无国界医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医生。只不过，书中所列举的无国界医生报名的条件，让张凯淇觉得有些遥远，要求中规定要有两年以上的专业工作经验，而且要能够掌握流利的外语。“这种外语要求不是我们考多少级，而是要能够用外语去生活、工作，去发表看法、去指挥、去讨论。”

大学毕业后，张凯淇有幸进入到一家跨国通讯公司工作，这给了他在印度、沙特等多个不同国家工作的机会，由此锻炼了自己的外语能力，也让自己有包容更多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心态。

2019年10月份，张凯淇放弃了高薪的跨国公司工作，加入了无国界医生。根据当时的规定，无国界医生会为工作人员提供补助津贴，但这份补助比起张凯淇在公司的收入来说低了四五倍。

“当时是922欧元的补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已经关注了很多年，招募页面的每一条信息都已经快背下来了。”张凯淇说，收入虽然有影响，但自己很快就下了决定，因为这就是他从学生时代想要做的事情。

2019年，张凯淇踏上了去往孟加拉考克斯巴扎尔难民营的路途。从香港坐航班飞到达卡，再从达卡做小螺旋桨飞机到考克斯巴扎尔，然后再坐车到难民营里的项目营地。张凯淇一路上周边环境的变化，带给他心灵巨大的震撼。

出发前，他也曾经在网络上了解考克斯巴扎尔的难民营情况，但当双脚踩在难民营狭窄的甬道上时，他才感受到这里的苦难超过了他以往的认知。

“我的天，那么挤。”直到现在，张凯淇还在用惊叹的口气形容当时的感受，他看到了数不清的一片连着一片的避难所，避难所没有墙壁也没有屋顶，全都是用竹条和塑料布搭建而成的棚子，一个棚子里挤着好几口人，棚子与棚子之间的道路宽则一两米，窄的地方要侧身才能经过。棚顶耷拉下来，互相掩压着，让人不得不低头弯腰才能行走。难民营里的排水沟中，恶臭的黑水流过，时而飘着老鼠的死尸，上面趴着蚊蝇。

无国界医生的诊所就建在难民营里，工作人员的营地则在外面，张凯淇的任务就是负责营地和诊所的修缮工作。

作为后勤经理，他要协调各个团队完成诊所和营地的需要。比如饮用水的问题，因为当地地表水被污染严重，后勤团队要打深井，再利用过滤消毒设施，为难民营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

再比如，当地供电不足，后勤团队要负责维护发电机的运转和保养，由此来为医生治疗设备提供电能。

张凯淇最有成就的事情是帮助诊所解决了网络问题。由于没有网络，医生在诊所想要发邮件就要回到营地，往返车程需要一两个小时。经过张凯淇团队的努力，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协调到了网络光纤，光纤从一公里外的接入点，穿房上树进入到诊所中。

通网通水通电，张凯淇在难民营的诊所里付出了很多心血，不过都在2021年3月22日的那场举世闻名的大火中付之一炬。那场难民营大火造成15人死亡，560人受伤，400人失踪，并使至少1万个避难所被毁，其中就包括了无国界医生的诊所。

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张凯淇已经在塞拉利昂执行第二个任务，他听以前的同事说：“我们的诊所，没了。”

张凯淇看到了失火后的照片，自己当初跟团队一起修缮的诊所，还有当初每位工作人员刚来时种下的树，都变成了一片废墟。“我种的松树也没了。很心疼，非常难受。但当地的同事很快就振作起来，用棚子搭建起了一个新的诊所，很快就投入到救治难民的工作中。那一刻，我又感觉到了力量和希望。”

希望更多人加入人道救援队伍除了帮扶自己也有成长

像刘一云和张凯淇这样的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内地有30余人，相对来说参与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无国界医生北京办公室媒体主任魏宝珠认为这可能与国内对无国界医生缺乏了解有一定的关系。

无国界医生在国内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工作人员的分享会，潘渊、屠铮、蒋励包括魏宝珠本人都曾经在分享会上向大家介绍无国际医生的情况。

“让我很高兴的是，我参加了分享会之后，会有年轻医生来问我，怎么加入无国界医生。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人道救援的道路上来。”刘一云医生说。

此外还有很多人可能会误认为无国界医生的项目需要在国外待上很长时间，担心会给个人生活和工作造成较大影响。

魏宝珠介绍，无国界医生项目除了医生、后勤人员之外，还有财务和人力资源人员。其中麻醉科、妇产科、外科医生的很多项目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后勤财务人员则是六个月到九个月。

此外，安全问题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无国界医生是成立于1971年的国际人道组织，主要应对的是在武装冲突、天灾爆发、疫病流行情况下的人道救援，还包括对一些被排除在基本医疗体系之外的人群提供帮助。因此，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可能会面临安全问题，在过去的50多年中，也确有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地遇险遇难。

不过，安全问题其实也是可控的。在项目开设前，无国界医生会与当地官方进行会谈，表明自己是医疗人道救援组织，表达自己中立、独立、不偏不倚的宗旨，告知对方项目费用的来源是全球700多万独立捐款人的捐助，不接受任何政府和企业的捐款。同时，无国界医生在当地不接受任何组织的武装保护。由此避免造成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危险问题。

此外，如果评估局势比较紧张，无国界医生也会采取措施，控制参与救援的人数，或者暂时撤离部分人员，若局势恶化，也有可能会暂时终止项目，保护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安全。

除了人道救援之外，无国界医生还会在当地建设医院、诊所，或为当地进行医疗培训，以取保国际救援人员撤出后，当地能够继续享受到人道主义救治。

像刘一云在伊拉克时，就参与培训当地的医生，把重症医学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他们，经过一到两个月的培训，当地医生已经基本上可以担负起ICU住院医生的职责。

回到国内后，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在称赞刘一云的伟大，也有人认为她放弃了国内安稳的工作太傻，有人质疑她在疫情期间去国外救援而不去救助国人。

“我觉得这六个月，对于我来说好像是六年的时间。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也发现了自己在业务上的提高，还有面对工作压力和人际交往方面的提升。”回国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刘一云经朋友介绍去了一家医院上班，她谋划过，如果未来无国界医生还有机会，自己还会去参加项目。

在经历了孟加拉和塞拉利昂两个项目后，张凯淇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说出发前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个英雄，但到了现场却会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无国界医生在塞拉利昂的项目是一个妇儿医院，因为医疗条件差，当地生活理念也相对落后，再加上遭受埃博拉的冲击，这里成为世界上母婴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无国界医生通过在这里建筑妇儿医院，来帮助当地母婴解决医疗问题。

在塞拉利昂的妇儿医院，很多孩子会跟张凯淇打招呼，感谢他们的帮助。这让张凯淇回想起到跟以前在孟加拉时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场景。

他说：“塞拉利昂虽然医疗资源薄弱，但那里是个正常生活的状态。而孟加拉的难民营完全不同，那里的孩子不会像塞拉利昂的孩子那样跟我打招呼，而只是远远的用空洞的眼神围着我看。”

孟加拉难民营的孩子们除了生活状况糟糕外，也无法接收到应有的教育。张凯淇也经常能感受到自己的无力。他有时候会和同事探讨，“我们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说是来帮助这些处于困难的人，但他们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个而美国同事跟他说，来这里之前不管你读了多少书，都无法理解这里的生活状态，你想来帮助他们、理解他们，但只有你来到这里之后，才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英雄，根本解决不了这里的问题，但你又不得不做，所以这种坚持才有意义。

实习生 李翔宇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