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至上”真的公平吗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让每个人得以凭借自身努力和天赋实现阶级跃升，这样的社会，是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当代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其新作《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一书中拒绝了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毫不留情地指出，正是这种优绩至上的制度，摧毁了美国的社会纽带，瓦解了人们对彼此的尊重，成为激发民粹主义崛起的深层次原因。

优绩至上理念之所以如此鼓舞人心，是因为它蕴含着打破阶层固化、实现社会流动的承诺，确保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们能够站在与其才能和梦想相匹配的高度。这种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构成了“美国梦”的核心，激励着无数美国人为之努力和奋斗。而秉持这一理念的人们并不崇尚结果的平等，相反，他们乐见竞争与淘汰，将公平竞争环境下社会分层的结果作为评判个体成功或失败的标准，并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能否成功承担责任。“所得”即“应得”，成功者可以自命不凡，而失败者理应承受痛苦。

然而当美国名校招生舞弊的惊天丑闻曝光，当优绩至上也未能改变财富和特权垄断，当民粹主义者的愤怒成为左右总统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精英们才开始真正关注美国右翼人群内心深处的“深层叙事”。但因对优绩至上主义不加质疑的吹捧，认为社会与经济的奖赏理应依据个人的努力、天赋和成就来决定，视此为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并赋予其道德上的正当性，使得主流中右翼和中左翼间的政治争论始终主要围绕着如何解释机会平等和如何实施机会平等，来更好地实现个人阶层跃升和社会流动。

但在桑德尔看来，导致当代美国政治和社会两极分化、愤怒对抗的根源是主流政党构想公共利益的技术官僚治国和亲市场的全球化，用优绩至上的方式来界定赢家和输家。当“优绩”成为定义成功与失败的标准，所有人都会去争夺获取成功的关键资源。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关键条件，围绕这一理念进行的政治构建和社会分层，逐步演变为文凭特权和精英阶层的傲慢，是当今美国政治中最深刻的分歧。

与主流建制派认为优绩主义的问题在于实践层面的偏离不同，桑德尔指出，正是优绩主义理念的缺陷侵蚀了美国民主政治。由于通往“优绩”的道路从不公平，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本身并不具备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迄今为止，人类能否成功的因素大多不取决于自身。天赋来自基因，能否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财富和特权，努力未必能让人们获得成功。既然“优绩”更多依赖于任意性，它便不具有“应得”的正当性，凭借“优绩”获得的阶层跃升自然谈不上公正。既然如此，优绩制度下获胜者的统治带来的不平等格局便失去了合理性，而精英们的傲慢和弱势群体受到的屈辱则成为民粹主义者怨恨情绪的根源。

如何摆脱绩效至上的陷阱，桑德尔呼吁真正培养民主所需要的社会纽带和公民归属，而非仅关注提升社会流动性。只有让实现阶层跃升者对命运怀有谦卑，让未能向上流动者能够在原地蓬勃发展并被社会同样视为对公共利益有贡献，才能超越优绩的暴政，迈向真正包容的公共生活。为此，需要重新思考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和成功的意义，不应仅依据市场竞争的输赢来界定成功或者失败，还需根据对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来进行评估。同时，应将公民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视为生产者而非消费者，重塑工作的尊严，重构公民社会的纽带。在这一点上，桑德尔无疑也认同齐格蒙特·鲍曼对于消费者社会一切以经济增长和有效性优先的抨击，但从桑德尔否认罗尔斯支持征税以实施收入再分配可以纠正优绩制度的缺陷来看，他同样不会赞同鲍曼以需求原则来改造社会保障制度就能恢复人类尊严的观点。在桑德尔看来，分配正义永远无法克服精英的傲慢和弱势群体的屈辱感，故而无法弥合美国政治和社会最深刻的分歧。

然而，对优绩制的批判永远比找出一条不被视为是“乌托邦”的道路来得简单。桑德尔关于分配正义的界定应纳入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和“贡献正义”的概念，在实践中未必能够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正如桑德尔对人类在不同时代会奖赏不同才能从而使得凭才能获取成功充满了道德偶然性一样，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和优先性的理解充满了争议，使得它难以形成清晰的标准，更难以被所有人信服。尽管如此，桑德尔对优绩制度的批判及其对分配正义的重新阐释无疑是极具价值的，为人类超越机会平等的迷思、迈向更为和谐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但正如罗歇-波尔·德鲁瓦所说，“现实如同鸡蛋一样饱满，让人几乎无法摆脱它的束缚。我们相信它们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历史抹去”。身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确实无法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不再加剧的经济鸿沟的乌托邦不会成为现实。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重新选择未来的方向。

文/柯静（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