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让年轻人被看见

1839年，是摄影术发明的年份，也是“1839摄影奖”的命名源起。

近日，这个面对学生、只有1839元资金、评委都是零报酬的独立摄影奖，在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开始了它的第四届全球征稿。

“我们不是机构，是个人在做，奖金不高，所以对试图操作的人来说构不成诱惑。这也是我们的幸运，专心做事，用广州美院刘庆元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很酷’。这个评价我们很受用。”发起、创立这个奖项的海杰说。2019年，从事影像批评和独立策展的海杰有感于“很难看到年轻的新面孔”，于是与在高校任教的艺术家董钧联合发起、创立了“1839摄影奖”，面向全球华人学生，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

3月底的一天，海杰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此前，他多年担任国内外重要影展的评委及学术委员，其中在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第六届金拴马桩奖大学生影像艺术节、2019连州国际摄影年展、2021第九届大理国际影会、2021丽水摄影节等评选中担任终评评委。他坦言，希望通过创立“1839摄影奖”回溯摄影的本源与精神，以独立的评审发掘新人，“在当前的中国摄影评选中，建立一个民间和独立的评论坐标”。

心无旁骛，单纯有真爱

北青报：起初是怎么想到创立这个摄影奖项的？

海杰：有那么几年，我连续去看几个摄影节，参与摄影奖项的评选，都发现很难看到年轻的新面孔，当然也存在着年轻人没有合适机会被看到的问题。那时候就在想能不能做一些挖掘工作，我本身做摄影研究和评论，看不到新人，自己的很多工作也没法开展，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和另外一位发起人董钧很早就认识，2018年我们去德国参加一个策展培训项目，在杜塞尔多夫待了一个月。那时候他就跟我聊过，想用摄影诞生的年份命名一个奖项，我当时听了也没多想。回来以后他又说了一次，说就以摄影诞生的年份命名，并且把这个数字当作奖金数目，而且要针对摄影的新人，我突然觉得挺好玩的，我们就开始筹划这件事。董钧本身就在高校教书，我一直对高校也有接触。我们都有同感，一直以来，社会上对高校的摄影教育并不太了解，反过来高校的摄影教育也是在高校系统内部做一些研讨，而不知道整个社会对他们是什么态度、整个摄影专业学生的创作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基于此，开始我们相当于把它当作一个实验一样——首先没那么多奖金可争，另外这个奖面对的高校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社会利益。我们一方面挖掘新人，再一个也是想通过这个奖项提供一些中国高校摄影教育的样板，希望高校能够通过不同学生在自己的视觉表达中，知道教学的问题所在。

北青报：所以这个奖项的定位就是面对高校、面对学生？

海杰：最初定位的时候，我们知道社会类的摄影大奖有很多，无论从奖金还是参与的人手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我和董钧就商量，避开一些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但是新面孔从哪来呢？挖掘社会上的年轻人我们不好操作，然后就想到高校，因为每年一茬学生毕业，不用担心作品稿源，所以选择从高校切入比较有可操作性。做第一届没过多地去想，就是从全国高校、尤其是艺术类高校征集作品，没想到做完以后在高校和业界反响还挺大，后来从第三届开始，我们就拓展到全球高校里的华人学生。

因为奖金毕竟是董钧个人出资，我们就确定一种收缩的策略，奖金低，但工作流程、评选环节做得严肃一些。

北青报：零报酬邀请评委，这个事进行得顺利吗？

海杰：从最开始选评委，我们邀请的都是有活力的一些朋友，而且都比较年轻。首先我们会尊重对方，也会把没有钱这个事情说得比较坦诚。然后根据个人的兴趣参与，相当于是做义工。

北青报：你们如何选择评委，或者说确保评奖的严肃、专业？

海杰：邀请评委的具体工作需要我和董钧共同推动，在选择评委的时候首先我们两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平时释放的价值观，我们认可。这方面我们肯定会从他作品所表现出的气质，以及平时对社会事件的积极关注做一些参考。拿去年的评委来说，其中有一个评委是艺术家蒋志，最初考虑他时，我们都觉得他人不错，他的代表作品《情书》做得不佶屈聱牙，探讨的问题真诚、动人，加上对他平时在社交媒体的发声，我们认可他。我们就是要在评选环节、评委的选择上做到心无旁骛，单纯有真爱。

另外，我们一定是要邀请能够在场的人，就是这个人在行业里还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或者是推进着一些工作。还有就是这个人做的事符合我们对最新的摄影前沿的认知，这样的话他推出来的奖也代表着一个比较靠前沿的水准。

这个奖虽然没多少钱，但是每个人对这件事都很严肃，让这个奖具有一种学术气质。比如我们请的评委都是艺术机构的策展人，或者是馆长，还有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的学者，而且每届评委里面肯定有一两个艺术家，这样能保证从实践的角度看待这些学生的作品。

另外，我们不是机构，是个人在做，奖金不高，所以对试图操作的人来说构不成诱惑。这也是我们的幸运，专心做事，用广州美院刘庆元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很酷”。这个评价我们很受用。

看完作品，头晕脑胀地在家里躺倒了两天

北青报：感觉你和董钧的工作量不小，你们具体工作方法是怎样的，经历了三届，有哪些事给你留下较深印象？

海杰：工作量非常大。这个奖我们每年启动时间大范围在3月或4月征集，6月截稿，7月份开始初评，到11月或12月进入展览。第一届没有展览，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每年进入7月我们就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像第一届投稿的人差不多有四百多个，我和董钧必须把所有人的作品都看完，看作品几乎就耗去一周或者是两周时间。然后中间要跟评委沟通，外联对接，后面给获奖人通过微信转账发奖金、发快递，包括通过“1839摄影奖”微信公众号发布征稿启事，以及日常的撰稿、编辑，都是我们两个来操作，因为我们没有钱去雇更多的工作人员，就想用最小的成本把这个事情做好。好的是，我们最近吸纳了几个实习生，董钧在西安将自己的工作室设立为1839摄影奖的办公地点，这样，我们可以稍稍从一些日常性的事务中抽身出来，而且也可以给到实习生们体验和施展才华的机会。

我们评奖设立有初选评委、终选评委，今年第四届，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复审评委的环节，这样做就是为了尽量让好作品不那么容易漏掉。多了一个筛选的环节，对我们来说工作量变得更多，像我去年看完作品，头晕脑胀地在家里躺倒了两天，尤其是里面一些视频作品特别占用时间。

北青报：在评审过程中，如果评委出于个人艺术甄别的眼光，有不同意见怎么解决？

海杰：我们一直很警惕评选机制带来的封闭和惯性，所以在评委的选择上非常慎重，希望评委之间的交集尽量少，保持彼此的独立性。评选的每个环节都是靠评委投票来决定，

大家对作品的认知度看起来还是比较相近的，评起来还比较顺利。即便看作品眼光、角度不一样，但是作品的质量其实都有目共睹，我们也尊重每个评委的投票。如果实在评委有不同的倾向性，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结果也会逐渐明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三届大奖评选得就比较难，就是因为两个作品的票数接近，评委崔灿灿认为排名第二的作品很好，放到优秀奖里有点委屈。后来大家就讨论，有评委提出第一届、第二届大奖作品关注的主题都是亲情，要第三届还是亲情的话，有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个奖陷入了一个套路，所以最后做了一个折中，多设了一个评委会特别奖给南京艺术学院摄影系的吕悦作品《慢慢地》，以示鼓励。

北青报：做了三届1839摄影奖，你觉得比较棘手的是什么？

海杰：虽然我们这个奖金不多，但日常运行起来，钱依然算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其他奖项我们还需要拉一些赞助，此外日常开支、工作开销、快递费、纪念品、奖杯和证书等等还得靠个人。第三届时有身边的三个朋友赞助了六七万块钱，我们想与其把这些钱当奖金发出去，还不如投在传播他们的获奖作品上，所以这笔钱完全投入到做画册上，文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后来我们跟成都当代影像馆谈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就是从去年开始，获奖作品展都在那里进行展览。我觉得获奖作品能够进入这个非常有学术性、有人气的地处西南的艺术机构，通过这个评奖让年轻人又有了一个可以被看到的平台，令人振奋。

不再绕着弯子把话说得很精致、很晦涩

北青报：这几年你有感受到哪些变化，比如投稿作品，比如来自高校层面的反馈。

海杰：我有个明显的体会，高校作品里以前那种无病呻吟的、题目很大的作品非常多，这两年不一样了，我能看出来他们做的都是身边的、自己可以驾驭的题目。虽然有的看起来的确很嫩，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高校也在调整自己的培养思路，比如以前我们看到一些学生的毕业作品里，大部分都是导师的影子。但这几年学生作品里很多都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还有一点，以前的作品特别套路化，特别重视技术，甚至PS做得怎么样似乎就能决定一个作品的质量。这两年学校开始注重训练学生的基础表达能力，就是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而不是绕着弯子把话说得很精致、很晦涩。

拿第三届的一些作品来说，不少学生在使用摄影语言方面，都在思考怎么做出自己的特点。比如同样反映家庭关系，广州美院研究生于音做了一组虚拟作品《阿姨们的房间》来反映家庭关系，而不是直接去拍摄人物——她在作品中把她爸爸陆续交往的女朋友想象成房间，用软件做出一些虚拟房间，每个房间代表她印象中那些女性的性格爱好。再比如说去年评委会特别奖的获得者吕悦的作品《慢慢地》，她的作品是用碎片化的照片和老照片做拼贴，表现的是疫情期间家里面遭遇亲人变故后，带给不同人的情感冲击，以及怎么处理家庭记忆。个性化表达的作品，越来越多。

北青报：年轻人获奖之后，对他们来说产生了什么影响？

海杰：这个奖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奖金，而是给予学生更多的展示平台。学生走进社会很难获得关注，我觉得这几乎是一个断裂的层面。我们做这个奖，会对每个获奖人有访谈，会通过各种媒介大量介绍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就是有地方可以发声。那些不是大奖的获得者，我们也在关注他们，也会尽量地给他们介绍一些资源，让他们能够顺利地做一些事情。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继续做创作，而且不断在拓展自己的创作思路，比如有的在做雕塑，有的在做装置，有的在做视频。

让人开心的是，通过这几届，我们发现了一些年轻人，像第一届的获奖者王翰林已经毕业，他的作品也进入一些美术馆和收藏市场，甚至他本人也去了高校教授摄影。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优秀奖的作者后来在各自领域里也获了不少奖。像第一届优秀奖的获得者陈露，她自己扮演角色自己完成拍摄，比如扮成女保安、女销售员等人，用各种角色把自己经历的故事拍摄出来。在获得一些奖项的同时，也在被大众媒体关注，最近安徽卫视就要和她合作拍摄一期节目。像这样被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北青报：这也是看起来困难不少，但你们做得还挺带劲儿的原因吧。

海杰：我们做这个奖，就没想过要从中赚到钱、名，更多的是为这个奖项本身助力。对于学生来说，钱没有，名也要伴随着作品一起出场。我和董钧觉得如果一个没钱的、面向学生的奖，还被一些利益的琐碎事情折磨得不行的话，那就没什么好玩的了。

而且我们觉得有些环节没必要过多地去把它仪式化，比如发奖金，我们就是微信转账。这个要是弄得仪式化的话，自己也会笑场的。拥有一颗平常心，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很重要。

它不动，但它历久弥新

北青报：你是否注意到，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民间摄影奖项？

海杰：我们这个奖项出来以后，确实有更多的摄影奖开始出来，尽管都是由民间的私人团体来做。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担心，还希望越来越多。我们不怕被替代掉，因为定位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独立奖项越多、越有竞争性，大家才能够找出一些不同的点。因为对于每个创作者来说，都需要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选择，否则，他出来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北青报：一路走下来，你觉得这个奖项探索的意义在哪？

海杰：我觉得首先给了年轻人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先发出声音。另外，我觉得摄影如果没有年轻人的介入，可能会变成很滞后的一种生态，很多把持话语权的人在思想的开明度、信息的接受度上比较滞后封闭，这是个大问题，说不定未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无意识地会变成这样。在不断吸收新的资讯、新的审美样式上，一定是年轻人吸收得更快，而且一代一代年轻人会把他们自己生活里存在的问题展现出来，比如亲情关系、独生子女、留守家庭等等。希望这个奖项使摄影的生态有所衔接。

北青报：听起来你的个人经历跟摄影也有挺大的关联，你希望接下来1839摄影奖的方向往哪走？

海杰：我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混过高校，做了几年的媒体，专职做媒体是在一个英国杂志《Time Out》的中文版期刊待了一年，后来在色影无忌网站做了三年。我真正接触摄影是从2008年开始，那时候我接手策划了一些活动，比如色影无忌新锐展等活动就是我最初策划的一个品牌，这样陆续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之后，我就出来专门做独立影像评论、策展。

就摄影的机缘来说，使我受到很大影响的是读《光荣与梦想》那本书，很厚，开始的几十页都是一些重要时间节点的事件新闻照片，像猫王演出、肯尼迪遇刺等等，我特别喜欢那些照片。后来我又看了乐评人写的《伤花怒放》那本书，也特别厚，书里那些关于摇滚抗争史的照片令我记忆深刻。我觉得摄影有一种魅力，虽然照片是静态的，它不动，但它历久弥新。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海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