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外”到“老乡” 布莱恩·林登“寻乡中国”

林登与村民们在喜洲 （2020年） 20世纪80年代的林登 林登与瑾妮在延安（1987年） 火车穿越河西走廊 （1987年） “为什么是中国？”自从美国人布莱恩·林登（Brian Linden）决定到北京学习中文之后，就不断听到这个问题。然而，他认为，这一问题对于一个想要改变自己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改为：“为什么不是中国？”

1984年，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林登，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到中国求学，并亲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在北京求学期间，他学习中文，主演电影，成为摄影记者，还进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攻读研究生，也因此遇到了他的妻子，正是这段宝贵的中国求学经历使他能以斯坦福大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回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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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林登和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儿子再次回到中国，扎根于云南大理喜洲古镇，并致力于保护和修复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创立“喜林苑”酒店品牌。林登还曾因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获云南省外国专家“彩云奖”。

林登的故事曾16次被《中国日报》报道，并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报道。近期，布莱恩·林登撰写的《寻乡中国》一书出版，这是他与中国结缘37年的回忆录，更是他写给第二故乡中国的“一封情书”。

萌芽

北京，一个当时对我来说毫无概念的地方

1984年初，22岁的林登还无法在世界地图上准确辨认出中国。

当时，林登还在芝加哥老家，一边做着清洗地毯的工作，一边读夜校。当他推着60公斤重的设备去一位老教授家中做清洁时，在前厅看到了一幅整面墙大小的世界地图，图上插着错落分布的牙签旗。“这是我的旅居地图，所有的旗子都是我自己做的。”老教授解释道。68岁的教授已去过72个国家，这对于当时从未踏足过美国境外的林登来说，多少带着钦佩的心情倾听着。老教授刚从中国回来，想把做好的牙签旗插上去，他对林登说：“中国的旅行让我深受感动，你能帮我把这面旗子标记在北京附近吗？”林登看着地图，迟疑了，他指着地图上的亚洲大陆，说：“我知道它就在某个地方，只是不清楚它在哪里。”

老教授停顿了几秒钟，把手放在了地图上的中国南部，并告诉林登，北京的位置比此处高14英寸。林登根据指引，将棋子插在了“一个当时毫无概念的地方”，他更没想到“那里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家”。那一天，老教授还请林登品尝了中国绿茶，讲述中国的故事，并鼓励林登：“如果我是你，我会去国外看看，探索世界……甚至不妨考虑一下中国。”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林登偶然在夜校看到一张海报。他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海报没有任何图片，只有简单的黑白文字信息，“在展板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海报上写着：“留学中国——提供奖学金”。

林登拨通了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想咨询去北京学习的机会。电话中，林登回答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是的，我出生在美国，从未离开过芝加哥。”“我不会说中文。”“我从没去过中国。”“是的，我需要助学金。”“我从没有出国留学过，但我不害怕离开美国一年”……“那位女士解释说，中国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足以支付中国一流的国际研究院——北京语言学院（即今北京语言大学）的学费和食宿费。她同意先给我寄一份申请表，几个星期后，我忐忑不安地递交了申请。我以为中国不会对一个需要助学金的夜校生兼地毯清洁工感兴趣的。”林登回忆道。

几个月后，林登接到电话通知，他被录取了。林登难以置信地问道：“为什么选择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你们确定选对人了吗？”“我是如何获得奖学金的？难道没有其他人申请吗？”中国大使馆对林登说，他们收到了很多申请，但最终选择了五名学生。林登在电话中听到了一个答案：“我们选择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劳动者，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分子。你可以从这个机会中获益最多。你的申请书感动了使馆中的每个人。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一个新的起点。”

自那时起，林登就不断地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中国？”

“对于一个想要改变自己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更恰当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不是中国？”林登反问道。

落地

在林海中攀登之人，取名“林登”

1984年8月31日，林登到达北京。“你我他”，是他当时对中国和中文的唯一了解。

在林登看来，学中文就像学唱歌一样，“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如果不掌握它们，就不可能讲好普通话”。然而，到中国的第一个月，林登一个词也说不出来。“厕所在哪儿”，是林登迫于生理需要首先学会的话。之后，林登开始在卡片上记录生词生句，每天记满十张，晚上则用收音机断断续续地收听广播来做自测。

1984年11月，林登终于买到了第一本中文教科书，由于当时中国刚刚对西方开放，他从“厕所在哪儿”开始，并学会了“东方红”“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等内容…… 尽管书中内容大部分已过时，“我却学得津津有味，我的词汇量不断增加”。

作为北京语言学院的新人，第一步便是给自己起一个中文名字。“我的老师递给我一本破旧的英文字典，让我查找自己的姓氏。我翻遍了字母L下的词条，找到‘林登’，因为它刚好排在‘林肯’之后。”林登的老师解释说：“林登，意思是‘在林海中攀登之人’，希望你能永远珍视这个寓意吉祥的名字。”林登认为，在过去37年中，他始终为成为“林登”而骄傲。

到达学校第二天，林登便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但他觉得拍摄经历较为枯燥，之后拒绝了其他几部电影的拍摄，“很乐意告别这段光鲜的演艺生涯”。拍摄期间，北影厂还曾请林登为首都协和医科大学的医生和学生们教授英语，他是学生们第一位母语为英语的外教老师。

在上课时，林登偶尔会把自行车停在医院附近的停车棚，晚上很晚时再骑回家。他与车棚管理员赵阿姨成了好朋友，“她会说简单的英语，每次我和她坐下来的时候，她都会给我讲故事”。“我管的这片儿有50米长，从首都协和医院一直到中央美术学院，是北京城里最好的地段之一……”“我看管500多辆自行车跟你教医大学生英语一样不容易”“没有人希望自己的飞鸽自行车在住院期间消失”……然而随着北京的快速发展，赵阿姨自行车管理员的职业很快地过时了。“但她依然活跃在协和医院的西墙外，我当时经常回去看她，通常都会带上一些天津麻花或者一袋糖炒栗子。”林登回忆道。

1988年夏，林登最后一次见到赵阿姨。“时间改变了北京，我们都老了，”赵阿姨感叹道，“飞鸽时代已经被取代了。”

1984年底，电影拍摄完成后，林登担任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摄影记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几十次报道。他还曾在福建农村，拍摄一群退休的美国人，开着露营车在中国农村四处游荡。

治愈

历时近200个日夜的旅程，探索中国大地

林登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着诸多回忆，不仅仅是“飞鸽时代”，还有在北京的日常。他的记忆充满细节，“1984年，整个北京只有两部自动扶梯，都在北京站”“北京有几家宾馆大堂的西式洗手间可以向非住宿客人开放”“北京饭店是我当时唯一可以冲洗照片，以及给家里打电话的地方”……

电话，是林登和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离开中国，家人也没有来看望过我。在很多家人看来，这两年多的时间充满了艰辛，但也是我智力和精神的成长时期，我仿佛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林登感慨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林登想要穿越整个中国，想要去更加偏远且充满价值的地方。他会在王府井书店花几小时仔细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翻看一张张瀑布或山峰的照片，以及图片所配的汉字，收获了新的地名之后回到宿舍，再在地图上规划自己的冒险计划。

1985年农历新年，林登没有听北京朋友的劝告，仍然在深冬前往新疆旅游，当他完成从北京到吐鲁番的70个小时火车车程之后，林登才越来越意识到在这一时节去西部旅行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我当时已被古丝绸之路的故事深深吸引，不愿改变出行计划”。然而这次旅行让林登深深感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冬季严寒，早上的平均气温是-25℃，他需要与同行旅客挤在一起取暖，甚至还撕掉自己带的小说的前面75页来烧火取暖。

在林登的日记中，记下了许多当时旅行的感受，总共历时近200个晚上的旅程，他见到了西藏的天葬、敦煌的月牙泉、古都安阳等，不仅经历了在新疆差点儿冻死的暴风雪，还感受了沙丘的风暴、海市蜃楼等奇妙景象。

“为了挑战自己，我勇敢地选择了最偏远的目的地和最艰难的路线。我年轻时在美国的不安全感在中国的偏远地区都被治愈了，我变成了一个更加自信和睿智的人。直至今天，我仍对未知事物怀有敬畏之心。”林登讲道。

生根

我对这座古宅着了迷，如坠爱河

1987年，林登从北京搬去了南京，在南京大学研究院留学，遇到了他珍爱一生的姑娘瑾妮。

瑾妮是华裔，与林登一见钟情，二人都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那也是他们最常聊起的话题。“在很多方面，我们是在中国的诱惑下彼此相爱的。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至今仍然是我们友谊和爱情的底色。”

在南京一年后，林登离开了中国，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历史学博士学位。他仍然在不断“攀登”，先后游历了全球上百个国家。同时，他与瑾妮继续关注着中国文化，于1996年年底在美国中西部的多尔县建立了一个亚洲古董和美术品小型收藏库，其间还帮助多尔县与景德镇缔结了“姐妹城市”，其友好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希望利用亚洲文化遗产之美，来促进美国客户对亚洲的开放和理解，重新修正对亚洲地区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是事与愿违，“我们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个最初的目标，我们想要回中国寻找新的开始。”

2004年，林登和瑾妮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卖掉美国的所有房产，带着两个两岁的儿子，从美国回到了中国，“我们发现了一个比以前更热情友好的中国”。他们开始了新的探索，先后到访福建土楼、广东碉楼、康定藏族的老房子……直到2006年，他们发现了大理喜洲。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的北部，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在一片金色水稻田前，林登夫妇寻到了一处“三坊一照壁”的白族典型建筑——杨品相宅。这里原是喜洲商帮富商杨品相先生的家宅，2001年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出大门转弯就是大片田野，再走5分钟，能买到最正宗的喜洲粑粑。

“我们打开了杨品相宅的大门，这是一座城堡般的建筑，仿佛漂在杨龙家对面的稻田里。六米多高由夯土筑成的院墙，在紫红色的阳光映衬下呈现出深深的赭石色，院墙顶部是雍容典雅的中式屋顶。三米高的木门因年久失修而吱嘎作响，老宅中结满蛛网，如同叠加了一层防护面纱，我们不得不穿过‘面纱’来到中庭的雕刻入口。我不知道进门处这个回廊被认为是白族古典建筑最重要且完整的案例之一，许多关于传统中国建筑的书籍都收录过这个经典案例。这个入口的细节之美、规模之大让我心生敬畏，它给我的感觉却又如此熟悉。”林登描述道。

当时，林登是第一个提出想要租借房屋的外国人，当地政府对此格外重视，甚至仅针对是否批准租借就经过了几十次的反复探讨研究。“我对这座老宅着了迷，就像一个初坠爱河的年轻人，始终无法逃脱可能被心上人拒绝的恐惧与不安。”之后，当地政府对林登以此做文化交流的想法非常认同，村民们也被他这种保护在地文化的激情打动，林登开始修复杨品相宅。

结果

自己的灵魂将永远漫步在喜洲的小路上

修旧如旧，林登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本鲜明的白族传统建筑风格。

2008年，经过近两年修缮，这栋老宅正式对外开放。林登将其取名为“喜林苑”——喜洲的喜，林登的林。

在修缮的过程中，林登为了保护宅院，无法使用挖土机来辅助施工，只能与20人的修缮团队一起进行手工挖掘，并利用泥土来夯造土外墙。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文化站监管员经常去实地巡查，不断提醒他们不要改变原有的建筑结构，“未经批准进行任何改动都是犯法的”。

不仅如此，林登并未将目光仅仅投射在一座古宅，而是整个村庄。他认为村民们必须参与进来，这才是项目发展的重点。“我来到喜洲，不是为了美化或改变他们的传统习俗，我更着眼于整个村落的发展，突出该地区的在地文化生活。”林登解释道。他希望人们能体验生动有趣的文化生活，比如做扎染、做喜洲粑粑、参加丰收节……

2021年，林登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说：“我们开的第一处民宿，是大理喜洲古镇上的杨品相宅，那里是茶马古道上原汁原味保留着的古镇之一，游客在这里能感受茶马古道的历史和文化。我在大理生活了十几年，我也走遍了云南每一个县城。在中国的农村，大家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心，同时大家也很包容。”

自2010年以来，林登已经接待了数百个田野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学生。他们利用地理优势，联结中国和国际，学生们分组对村中老人、工匠、店主和音乐人进行访谈，做课题研究。“我们的跨文化项目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电影制作、创意写作、烹饪艺术和建筑工作坊。同时，我们也向本地学生免费提供学习机会，比如一次电影夏令营，两个本地高中的白族女生在父母的鼓励下参加了电影工作坊，最终她们制作了纪录片《白族的灵魂》去纽约参加了电影节。”林登介绍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林登看来，他已寻找到了“此心安处”。从他到达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37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我可以预见，自己的灵魂将永远漫步在喜洲的小路上。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灵魂的归宿。”林登感叹道。

文/本报记者 韩世容

供图/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