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语言、背叛，都是属于时代的疼痛_动态焦点

◎裴雪如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991年，南斯拉夫陷入了内战的风暴，联邦共和国轰然坍塌，最终分裂为六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当时已然成名的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因为发表了反战反民族主义的言论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辗转多地后，如同《疼痛部》的叙述者塔尼娅一样，最终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定居任教。《疼痛部》类似于另一个流亡作家赫塔·米勒的《心兽》，一种似是而非的半自传，在保留着某种归属于文学性的疏离的同时，读者又能透过小说的棱镜可以隐约窥探到作者影影绰绰的镜像。

日常性与残酷性

镜像与倒影是《疼痛部》不断闪烁的意象，这使小说泛起了一层离奇的涟漪。松散推进的叙事，游荡者一样的叙述者，这种叙述方式在现代小说中并不缺乏甚至有些流于平庸，而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文字正是现实与非现实平庸土壤之上绽放出的奇异之花。《疼痛部》中的疼痛看似是违背常规的，那是只有真正经历过流亡的人才能体会出微妙心理的表达。在她笔下的现实世界总是在一些时刻倏然滑落进非现实的海面下，现实场景被艺术化、电影化、戏剧化。她形容荷兰像“上万个马列维奇《白底上的白色方块》的廉价复制品拼在一起”，形容阿姆斯特丹像“舞台”和“某种忧郁版的迪士尼乐园”。

战争带来了对现实的异化，同时也包含了对现实的拒斥，对于电视和媒体化的陷溺让人们变得麻木，它们是人们得以逃避现实的港口。她最精妙的描写使得具象和抽象的成分奇迹般融为一体：“荷兰平原是一张大吸墨纸，它吸收一切——记忆、疼痛。”“就像火车头一样，身后拖着他们的故国。”注意火车头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喻依，小说在同一章的第九小节提到了火车是一个在前南史上极其关键并多次出现的串连物，前南斯拉夫的一切似乎都与火车有关。在小说容器中同样相溶的还有日常性与残酷性，两者不是生硬地被嫁接到一起，残酷本身就是日常，那些深陷泥沼、朝不保夕的人正在生产的是供富豪们使用的商品。

母语和“新话”

在流亡题材下，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拣选了语言作为划入历史伤口的切入点。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个人的层面上，她自大学起修读的就是文学，此后文学也一直贯穿着她的生命光谱；在历史的层面上，她的母语如同母国分崩离析，逐渐变形、变异、流离失所。她肯定语言，对于报团取暖的流亡者来说，语言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她在小说中使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描绘这种感觉：“将抚慰人心的唾液涂抹在彼此身上。”但更更重要的，她明晰而深刻地觉察到了语言消极的一面，语言是与战争的漩涡和历史的洪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母语不复存在，在流亡者那里，语言充斥着“某种生硬感”，母语被英语与荷兰语所渗透变得面目全非。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小说中常常闪烁着的生造词与复合词。这些崭新的词汇总是勾连着某种伤痛的情愫，它们与流亡者的悲惨境遇同心理创伤息息相关。在统治者那里，“我们的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被化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三门官方语言，语言的变种背后所藏匿与涌动的是权力的争夺——这既是现实统治权的争夺，同时也是文化与记忆统治权的争夺。三种语言不能妥协，正如他们所代表的政权不能妥协一样。

在某个程度上，《疼痛部》中的语言类似于《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话”，他们都是权力拥有者自上而下的控制。迥异的是，在乔治·奥威尔的笔下，上位者通过简化语言完成集权的控制；而在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笔下，语言则呈现为复杂化与差异化。但不管语言变得多么纷繁凌乱，作家依然以惊人的敏锐发觉被崩裂与污染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预示着死亡的遍布着尸斑的语言——她举了一个奇妙的例子：这三种语言关于面包分叉成三个不同的单词，而死亡却都用一个单词来表示“smrt”。最终，小说导向了对母语民族性的背叛，在语言夹缝中左支右绌的他们如释重负地宣称：“去他的语言吧！我们只要说话！”在这个瞬间，这些被语言束缚的流亡者们才真正地破茧重生。

生存与背叛

不仅是对语言的背叛，与此同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还尖锐地转向了对文学的背叛——以一种文学的形式。文学历来被视为对抗与改变现实世界的有力武器，但《疼痛部》与这种惯常的观念背道而驰。那些曾经充当刽子手与帮凶的德国军官也是听着高雅的音乐、浸浴在歌德的文化光辉之下的一批人。通过学生们的小作文，文学的孱弱性彰显无遗。对于梅丽哈，文学能量不足以改变现实，反倒是现实低幼化了文学品味。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逆转，“战前我看不上的东西，嘲笑它甜腻得令人感到恶心的东西，我现在会为它流泪”。对于伊戈尔，现有的文学都只不过是文过饰非的遮掩，毫无意义的废话，诗人全部的特征体现为愚蠢与性无能。在乌罗什念诗这一场景中，叙事者激发了一种细思极恐的观念。这首诗是德桑卡·马克西莫维奇的《一个血腥的故事》——诗的本意是对血腥与戕害的控诉，但随即“它渐渐变成了对自身的戏仿”。

这是小说中最令人惊骇的时刻之一，锁链般的进程：事件——诗——课程大纲，文学最终在政治的裹挟下走向了它的方向，由批判转向为对当权者所意图营造的意识形态的颂扬。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张贴了一个与前文“甜美的唾液”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比喻以形容这些畸化的诗句——“恶心的口水”。

在时代的冰雪中，最终人们背叛的是自己本身，曾经那些讨厌铁托的人如今在屋子里贴上了他的照片。小说漫溢着类似于此的讽刺语调，在小说的开头有着这样一段嘲弄口吻的表述：曾经被人们视若珍宝的信仰和国籍在生存面前一文不值，但一旦生存得到了保障，信仰和国籍这些东西就又被拿上了台面。而在小说的后半段这个讽刺锋利地戳向了叙述者自己，让曾经的反思演变成了泡沫。为了任教，为了留在阿姆斯特丹，在面对一个并未证实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举报——有一个学生指控她的教学模式时，塔尼娅是那么轻而易举地抛弃了她曾经引以为豪、认为有着重要意义的教学方式，好像那只是无足轻重的气球。她也和曾经讽刺的人们一样选择了同样的安慰自我的方式——我只是随波摇荡。

“疼痛部”在小说中是一家来自海牙的俱乐部的名称。曾经作为玩笑，塔尼娅的学生送给过她一副游戏中的手铐。契诃夫说过如果在第一幕里面出现一把枪的话，那么在第三幕一定要响。在背叛了自我之后，塔尼娅的学生伊戈尔用手铐将她拷住并通过肢体动作与语言炮弹向她同时也向这个时代发出审判。这个情节似乎马上要跌落进了庸常与刻意，但震撼人心的质问和惊心动魄的人物反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个情节从庸常与刻意中拯救出来。这个时代下的每个人都像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剧变、崩溃、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