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与石涛：两位落寞王孙画家的 京师“相会”

《兰竹图》 八大山人 石涛合作

(资料图)

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八大山人

《采药寻真》五言联 八大山人

《个山小像》 （清） 黄安平

《八大山人像》 靳尚谊 2006

《山水册页》 石涛

《云山图》 石涛

石涛书法

《江干访友图》 石涛

八大山人印

石涛印

◎王建南

展览：墨韵文脉——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

展期：2023年5月23日-8月6日

地点：中国美术馆

明末清初，时代更迭之际，诞生了两位载入艺术史册的僧人：八大山人和石涛。两位以不同的方式为传统中国画中写意风格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成为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时最具创新意识的代表性画家。从他们留下的画作可知，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记载历史人物事件，也不是提供精美图画，而是彰显艺术家瞬间的生命感悟与激情，这便是中国艺术最重要的精神。此时，“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作为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大展的系列展之一，正在中国美术馆三层、五层及六层藏宝阁展出，让这两位明朝的落魄王孙画家在谢世300年后“相遇”。

两位僧人长什么样？

大名鼎鼎的八大山人长什么样？当代油画界的前辈靳尚谊曾为他画过一幅肖像。他笔下的八大山人行于江畔，走累了便坐在江边石头上歇息。身后的天空与江水灰蒙蒙的，连成一片，几乎分不清天与地的界限。他身着银灰色长袍，发髻似道士般盘起，眼神迷离，似乎在思考，又像是凝视，右手空无一物，却保持着握笔的姿态，左手捏着斗笠的边沿。一丛不知名的植物在右下角默默地绽放出墨绿色的新叶。

靳尚谊的这幅画像是根据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珍藏的《个山小像》而作。《个山小像》于1954年前后在江西奉新县奉先寺被发现。画上有八大山人自题：“个山小像。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画像以白描手法绘成，“相貌清癯，微须，著宽袍，戴斗笠，登双脸布鞋，不作和尚、道士装束，有林下散人文士风度”。画像四周留有九段题跋，其中六段为八大山人亲笔，另外三段为其友蔡受、饶宇朴、彭文亮所写。共钤有21枚印章，其中14枚属于八大山人。

难得有一幅《个山小像》存世，使后人一窥这位大师独特的气质风采。而另一位大师石涛的肖像可就难以找寻了。中国美术馆特地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对牛弹琴图》以此呼应。这件立轴作品上只绘了一位高士，他正抚琴，一头壮硕的黑牛，背对观众，匍匐于琴前，昂头侧耳倾听。占据画面更为醒目的是上方由曹寅、杨中讷和顾维桢题写的三段长诗，画下方左侧长长的六行为石涛的和韵诗。一般认为此画表达了作者知音难遇的心境，但细观高士的神态，似乎处于一种心领神会、妙不可言的境地。在佛家文化中，牛有其特别的寓意，禅宗祖师常以牛来喻众生之心。因此，可以把这件作品看作石涛内心的隐秘写照。

生活在别处

八大和石涛同为明王室后裔，相差约16岁：一位生活在江西南昌，一位在广西全州度过了童年，两人是否见过面？

来自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的《兰竹图》似乎给出了回答。这是一件八大与石涛合作的画，上面有两位的款识和钤印。八大山人在右上角只题了两个字：“拾得”。而石涛在左上角注明：“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自独行整肃。”原来是八大山人先开笔绘了兰草和大石头，石涛补上两竿竹。如此构图也许藏着某种隐喻，两个同命相连的人，分别以兰与竹代表各自的处境，倚靠的这一方顽石会不会是两人心中王朝旧影呢？众所周知，八大山人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而石涛是朱元璋兄长朱兴隆曾孙靖江王朱赞仪之十世孙。问题是，合作并不一定要见面。因为在清朝的统治下，两个前朝的遗民，又是皇族后裔，见面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

据史料，石涛最早提及八大山人是在1694年秋天。他在给朋友所画的册页中，有一段长跋，当中有一句“淋漓奇古之如南昌八大山人”。这说明石涛对八大的作品已相当熟悉。石涛与八大的“非直接接触”可能始于1696年春天，一位收藏家邀请八大书写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再送到居于扬州的石涛补图。两位画家不仅互知对方的存在，而且在艺术上彼此深表仰慕，同时也没有忘记，他们共同的明朝王孙身份所带来的特殊纽带关系。

两位王孙画家直接交往的现存唯一确凿证据是石涛约于1698-1699年间致八大山人的一封信：“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他接着求一幅画：“……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橼，古木樗散数枝，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大涤堂中主人大涤子是晚年石涛的自称。这封亲笔信写明石涛向八大求画《大涤草堂图》。

自明王朝覆灭之后，八大山人一直隐居在江西，主要围绕着南昌转悠，目前还没有发现他走出江西的史料；而石涛可谓云游四海，转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他是否到过江西，与八大山人会过面？这可是个秘密。由于两人的明王室后裔身份，即使这样的见面发生过，也必然是保密的。

八大在前朝度过了19年的岁月后遭逢天崩地裂的大变故，从一个已有家室的贵族坠落为一名逃犯，最后不得不出家，以保全性命；石涛则经历了了解自己身世、对佛门理想幻灭、重新认知自己身份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一切源于他出生不到4岁时，明王朝就灭亡了。他对这个跟他关系最为密切的王朝并无半点记忆。而八大山人则完全不一样，改朝换代之时，他已然19岁，但作为一个破败的王室贵族之家的后代，该向哪里讨生活，他茫然不知。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更迭都会遗留下一大批前朝的王室皇孙，却只出了八大山人和石涛这两个落寞的画僧。

八大山人的哑谜

八大山人的画中充满了谜语，引得后人无数的猜测。首先是他的名号和别号众多，据统计，一生所用名号，达55个，其中当以“八大山人”最为人们熟知。有人认为这与一部《八大人觉经》有关。清代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山人固高僧，尝持《八大人觉经》，因以为号。余为见山人书画，款题‘八大’二字必联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字意盖有在也。”也许八大山人从《八大人觉经》中得到抚慰开导，因而以“八大”自号，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合乎他的精神历程。

而众所周知的另一个名字“朱耷”实在很无厘头。本次展览中的作品没有一件题署此名。“朱耷”二字的记载最早见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刊的《西江志》：“八大山人名耷”。其实这个名字与“大明宗室”身份相矛盾。八大山人作为朱元璋直系后裔，其原名必须严格遵照谱系序名制度。八大山人在《个山小像》中用了一方“江西弋阳王孙”的朱印，说明按谱系，他的名字应以“统”字排行。有学者认为，“朱耷”一名来自他在1643年18岁那年考上秀才时注册的名字。因为按宗室规定，他是不能以自己的真名参加科举考试的。另外，八大山人的别号多且晦涩难懂，如雪个、个山等。其中“个山”的“个”指竹，“个山”即为“山中的竹子”，而“雪个”与禅宗有关。

八大山人的印章更是令人难以捉摸，仅以一方小印为例。其作品中常有这方扁形朱文小印，形状如木屐，又因其形像牙齿，有专家称其为“齿形印”。这枚印章大约自1683年开始使用，直至1705年他去世。此印不仅与禅宗有渊源，还跟晋人风度有关。八大山人的艺术深受魏晋之风的影响，六朝士大夫从容潇洒的高逸生活状态常常成为他咏叹的主题。穿着木屐，悠然穿行于山林之中，正是八大山人心之向往。

除了花鸟画，八大的山水画成就也极高，却往往被人忽视。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写意山水兴于“元四家”，融合于明代的董其昌。八大山人在学习董其昌的基础上独取元代倪瓒的冷寂气质，开辟出一条以“荒寂”为审美取向的文人山水蹊径。他画山水，尽量淡化山水的实际形象，山川树木，一切被简约化，以渴笔作枯干之笔墨，似是天地万物残存世间的一抹若有若无的痕迹。

八大山人取得的艺术成就，不止于画，更在于书法。其书法有三大特点：藏锋、篆书用笔、字形结构奇峭险峻。本展从南京博物院借来了八大山人抄写的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和来自八大山人纪念馆的《行书临兰亭序》——远观两件作品，平淡无奇，近看有鲜活之气，细审倚侧俯仰，好不生动活泼。

石涛的画语

八大山人的画惜墨如金，结构与笔墨追求极简；石涛则喜欢笔墨淋漓，下笔千言——他的题识常常包含大段的画论。本展有两件作品体现了这一特色：中国美术馆藏《江干访友图》和故宫博物院藏《云山图》。前者绘山中溪边一友人弃小舟登岸，主人站在两棵树之间等候，身后峰峦叠嶂，画上方有一大段题识。后者云雾缭绕于山间，不知来路，难料去向，画上方也有一大段文字。两段题识共记656字，集中记录了画家对艺术创作的心得并阐述了他的感悟。

石涛首先提纲挈领地写道：“写画，凡未落笔，先以神会。”然后他说：“墨之溅笔也以灵，笔之运墨也以神。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而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而无墨也。”他因而得出：“故山川万物之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

在石涛看来，艺术是一种生命创造活动，真正的艺术家具有“辟混沌手”，如同天地造化那样开辟乾坤，而一切的创造又必须源于自然并合于自然。艺术家故而必须受自然之蒙养，如同山川草木生发于天地之间，滋养得自雨露之精华，艺术的培养过程亦是如此。艺术家一定要具备“蒙养”自己艺术生命的能力。蒙养，就是复归混沌，与自然抱合为一，而不是以区别心去对待自然与自我的创造。

石涛不但具有如此之高的理论水平，更能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在创作中。其作品最突出的是笔法流畅却不流俗，用线松柔秀拙，尤其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变化多端；石涛的用墨擅长浓淡枯湿间随意切换，或笔简墨淡，或浓郁滋润，或酣畅淋漓；他的构图新奇，或全景摄入，或截取一景，或只取一角。这一切的变化来自于石涛的性格。他最有名的一件作品《搜尽奇峰打草稿》，作于50岁时，打破了清初画坛一片摹古的沉寂。

石涛的书法也有很多不同的面目，其小行楷用笔瘦秀，奇趣横生；其行书融合篆、隶、楷、草于一炉，既有古拙又有端正，使娟秀生于朴厚。他的点画虚实相生，尽显活泼之态。有时又能在凝重中见散放淡然。除借自四川博物院的《行书诗翰》这样的单幅书法作品外，几乎每一件画作上都留有他的题跋，从中不难欣赏到他在书法上的独特美感。石涛的一生起起落落，证悟人间，鬻画为生，直至在扬州告别世界。

中国美术馆此次举办的八大山人与石涛联展并非孤立的古代书画展，楼下展厅的作品恰当地接续了两位清初艺术大师的笔墨和审美要旨，从任伯年、吴昌硕，到齐白石、黄宾虹、陈师曾、溥儒、张大千，再延续至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李苦禅、石鲁、何海霞等人，形成了一脉熠熠生辉的中国传统绘画创新脉络，由此点明“墨韵文脉——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的展陈主旨。